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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识游戏：在这个时代，重新理解“游戏”的丰富含义


2018年，中央美院成立100周年。那一年，在央美美术馆中，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规格艺术特展，还举办了一场名为“重识游戏”的展览。

那是游戏产品第一次作为艺术品展出在国家级重点美术馆。

当时，有60多款游戏作品入选，来自全国游戏设计专业的带头人、资深从业者坐在一起，对游戏、游戏设计、功能游戏等概念进行了严肃探讨。最终，30天的展览共吸引了超过4万人次观看。

张兆弓是这场展览的策展人。他说自己一直有一种想法，就是觉得游戏应该是艺术作品。

“我非常反对游戏单纯的画面好看，我希望游戏有从心理、从交互方式、从情感逻辑上都是一致的美感，这才是最好的游戏。”张兆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。

三年之后，担任中国传媒大学游戏设计系主任的张兆弓，在著名的中传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开设了专门的游戏设计专业，向各阶段学生传授游戏设计的专业知识。

游戏到底有哪些“特殊之处”，以至于其可以独立门户、开课教学？我们与张兆弓进行了一次交流。

*本文原载于079期《腾云》，文末有更多关于本期内容的介绍。

分享嘉宾：

张兆弓，中国传媒大学游戏设计系主任

为什么游戏能成为“第九艺术”？

腾云：首先要提到游戏的定义问题。有很多哲学家、文化学者做过大量的讨论，在这个时代，当我们谈论游戏的时候，我们到底在谈什么？

张兆弓：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在我正写作的书中，也尝试分阶段探讨游戏的定义。

早期电子游戏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大部分对游戏的评价都和人的行为、心理学或哲学有关。比如席勒认为游戏是在消耗我们多余的精力，也有人认为人类的游戏和学习、训练有关。在那个时代，诞生了许多伟大的思考。

现代科学已经把哲学思考具象化了，认知理论已经解释了人是如何学习、认识问题，以及语言是如何诞生的等问题。其中关于人是如何解决问题的部分，其实和游戏非常相近。

因此，我对游戏提出的一种表达是，游戏就是一系列有趣的问题，而玩游戏就是解决一系列有趣的问题。

当然，我也可以做出全面系统的表达，但我认为这个表达可以为思考游戏带来更多启发。

腾云：如果有学生来问您，什么样的游戏是好游戏，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答案？

张兆弓：我不敢说自己能够完整地回答，但我梳理了一些我认为可用的内容。例如，从不同目的出发，我们可以做一些分类。

作为商业游戏，赚钱当然是重要的标准。既能赚到足够多的钱，又能收获比较好的口碑，这是所有商业公司期待的结果。

另外一些创作者并不把赚钱作为第一目的，他们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，那么这类游戏就从商业作品向创作倾斜了，创作者对自身感受的表达就很重要。此时，有多少玩家能通过游戏触达创作者自身的感受范畴，这就是对此类游戏作品的考量标准。

除此之外，世界上还存在许多特殊的游戏类别，游戏创作者也会制作一些很奇特的游戏作品。例如，英国剑桥大学约翰·何顿·康威（John Horton Conway）教授创作的《Game of Life》，他只制定了一个简单的机制，但他并不知道玩家最后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效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游戏作品便偏向于艺术领域，它的理念就变得很重要。

所以我将好游戏的判断标准分为三个方面：商业价值，玩家是否和创作者的创作表达形成共鸣，以及创作理念的好坏。

John Horton Conway

腾云：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将游戏称为区别于传统八大艺术门类的“第九艺术”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？游戏的独特性在哪里？

张兆弓：虽然一直没有找到这个说法的出处，但我觉得称游戏为“第九艺术”是没问题的。

游戏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是一种比较复合的艺术，比之前的几大艺术形式都要综合。但这并不是说游戏要把从前的艺术形式都颠覆、超越，它们不存在高下之分——有时候，创作手段越丰富和复杂，表达力反而不一定越强，比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越来越能理解一场高质量的音乐会、一段精彩的文字所蕴藏的强大表达力。

关于游戏的其中一种定义已经完美解释了它的特点：游戏是一个需要人参与后才完整的艺术。很多艺术不需要人参与，人只需要作为旁观者去观看，但游戏显然不同。

有人可能会说，其他的艺术形式也存在一定的“交互”内容，游戏以及游戏设计的特殊性在哪里？

其实如果仅仅看“交互”的概念，会发现它其实是无目的性的，游戏是在进行有明确目标性的交互。我们会遇到很多阻碍，会获得比其他艺术形式更沉浸的感受，甚至会获得一些在其他艺术作品中体验不到的情感，比如巨大的焦虑、悔恨，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、为自己所的选择收获成就感。这些是通过其他艺术形式不可能体会到的。

如何通过看电影收获主人公般的强烈感受？答案或许是，除非那电影拍的就是您的故事。因此，游戏最重要的是“人的参与”。

腾云：回顾游戏的历史会发现一个趋势：它最初只是“拙劣”的娱乐的工具，但随着技术的发展，游戏世界越来越在某种程度上接近真实世界，甚至一定程度超越真实世界。您如何看待拟真在游戏设计中的角色？

张兆弓：“拟真”的概念有些复杂。

游戏有拟真性——我们明知道它是假的，但一进入这个环境又会“主动”沉浸其中。但这不是游戏的全部。

我们可以说，游戏从真实世界中抽取了其中的一小部分，可能是场景、人物形象，也有可能是现实世界的规则。

但随着媒介的发展，游戏确实能够做到完全的拟真，比如模拟飞行游戏。如果这类游戏设计得足够好，甚至可以通过它直接考取飞行员驾照。这是“拟真”的一种含义，准确地说是一种“模拟”。

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很多前辈都对游戏下过定义，比如“游戏其实是真实世界的抽象”，这句话翻译过来，有点像我们说的“人生如戏”。

拟真是一个有趣的点。举例来说，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天乘坐地铁，所以如果在游戏中模拟相同的“坐地铁”的感觉，我们肯定会觉得“这有什么大不了的”。但在游戏里，如果允许你在地铁里肆意进行“破坏”，为你提供这样的游戏体验，你可能就会感到兴奋。这是基于拟真的“不拟真”。

所以，如果说“拟真”是基于真实世界的场景，那么对于“非拟真性”部分的设计，某种程度上则是基于人性的。

游戏设计专业教什么？

腾云：您会怎样定义游戏设计？游戏设计和其他类型的设计是什么关系？

张兆弓：大家对游戏设计有很多不同的理解。

最初，早期游戏团队在做产品的过程中，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如何实现游戏效果、使其稳定运行上，这是计算机软件领域的问题。在那个阶段，很多人没有觉得游戏和设计相关，甚至到了今天，很多人仍然有这样一种误区。

另一个误区是，大家会把游戏设计和游戏制作混淆，这也是随着行业发展逐渐产生的，大家会把角色绘制、场景绘制、声音制作、UI设计等内容划归到游戏设计里，但这其实属于大的设计范畴，或者说属于“游戏制作”范畴。

在我看来，游戏设计是指游戏本身的机制玩法设计，以及与这种机制玩法相关的媒介设计。放在大的设计范畴里，游戏设计属于综合的设计类别，它与平面设计、创意设计、服装设计相比，有自身的复杂性、综合性。

例如，提到设计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美术设计，但如果只是游戏美术，并不是一个早期的框架性的、架构性的角色，它可以只属于游戏制作环节。但如果我们说另一个概念——游戏美感或游戏美学，就完全不一样。

游戏的理论中会出现“aesthetic”一词，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“审美”，我认为是一种包含节奏、韵律等叠加的美感设计。这就是更接近我们理解的“游戏设计”（而非“游戏制作”）的内容。但我们同样需要承认，不同的老师、制作人之间的看法存在出入。

腾云：这里的“设计”似乎更多与游戏叙事、游戏机制有关。

张兆弓：没错，这与叙事和机制都息息相关。其实关注游戏的学者很早便产生过一次探讨：游戏应该以叙事为导向还是以机制为导向？这个探讨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。

今天，我们在做一款游戏的时候也确实会面对这两个方面，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游戏设计中，这被归纳成“信息角度”和“机制角度”两个角度，它们都是游戏设计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简单来说，机制设计更像我们说的“挑战设计”，而“信息设计”主要是指世界观、故事、文字的设计，是内容向的设计。

腾云：这里可以提到一个经典的问题：游戏是否需要叙事？或者基于我们刚才的讨论，信息与机制分别应该占据怎样的比重？

张兆弓：游戏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想把它完全搞明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如果说游戏可以叙事的话，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学者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延续很久的讨论。

在这里可以留一个疑问：围棋游戏到底有没有叙事？

我们可以说围棋是没有任何叙事的，因为没有出现任何文字甚至数字——数字都是隐性的，它靠图形、图案来传达内容。但围棋有一个明确的规则，棋手可以不断在规则中进行学习。而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围棋包含了大量的信息，围棋高手可以从对弈中获得一些我们平常很难学习、接收到的信息，世界上也确实存在更具优势的算力、更好的策略。

相关的讨论本身很有意义，但没必要陷入二元对立中，这两种说法我觉得都是可以的。如果非要我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不认为叙事是必须的，也同样不认为强大的机制是必须的。

例如，围棋是一个纯粹的机制，是高度提炼性的，因此直到今天它都不过时。但在另一端，如游戏行业里出现过的文字游戏，它依靠阅读和理解文字驱动，这样的方式同样是合理的。所以，机制和信息的问题，并非要量化或标准化，而是要综合起来考量，这里还可以牵涉到美感、节奏、韵律等非常重要的元素。

大家都很熟悉游戏《风之旅人》，制作人陈星汉并没有赋予它非常复杂的机制，但仔细玩过《风之旅人》的人都会发现，它在机制、美感、节奏等方面的平衡上其实下足了功夫，这是这款游戏成功的重要原因。

因此，游戏设计师需要的是综合素养，甚至可以说是综合的“灵性”。设计师必须凭自己的感受去判断如何实现这样好的平衡，而不能通过机械的方法去量化。

这时，游戏设计就起到一个很巧妙的作用，即把机制、信息等按最合适的比例放在一起，二者取决于你要做什么类型的内容。这是游戏设计的难点。

《风之旅人》截图，这款冒险类独立游戏在业界广受好评。

腾云：我想这些讨论都反映了一个状况，就是游戏设计牵扯到许多很复杂的概念甚至争论，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学科，老师如何教？学生应该如何学？

张兆弓：其实当学生真正开始去做一款游戏的时候，他们马上就会发现游戏的类型太多了，而不同类型游戏需要的知识结构、知识体系完全不一样。比如，当学生想做《底特律：成为人类》这类产品，就需要了解电影知识，需要系统学习相关学科体系的内容。

正因如此，基础性的课程是每一位学生都需要涉猎的。现在我们已经在做的，就是在前期教学中把使用率比较高的知识体系（如电影、动画）尽可能多地让同学们都接触到，到后期，更多的内容需要同学们去按照自己的兴趣方向探索。

《底特律：成为人类》剧照。这款游戏围绕着三个人形机器人展开故事，而玩家所做的抉择会决定三位角色的生死。

腾云：如果我们横向对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游戏设计教育，您觉得中国是否存在差距？

张兆弓：如果站在整个教育的角度，我们和西方许多国家的差别肯定不小，但如果只从游戏设计教育出发，我认为差距相对不大。

因为从学科内容上来说，这并不是纯技术领域，还是属于内容创作领域。在教育方面，我觉得中国很快就可以做到国际领先水平。尤其是在有中国游戏行业强大支撑的情况下，希望是非常大的。


功能游戏与游戏化设计

腾云：刚才的许多讨论都让人联想到“游戏化”的概念，游戏不但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“模拟”，“游戏化”也可以弥补很多现实中很难完成的表达。

张兆弓：是的。学习炒一盘菜，制作一份说明书的意义是不大的，用户看完之后很可能还是不会做，即便配上图片常常也是不够的。但如果为你设计一款炒菜游戏，几乎可以肯定你在玩完后就会做一道菜。

简单来说，游戏是适合传达复杂信息的，复杂协调性、策略性的内容是可以通过游戏得到很好的传递的。这是游戏表达的最大特点。

腾云：您对“跨界游戏”的关注非常早，2018年，您在中央美院策展了“功能与艺术游戏展览”，让人印象深刻。

张兆弓：我很早就在关注跨界游戏，那大概是在2007年、2008年。我在2016年提出了“跨界游戏”的概念，酝酿到2018年，完成了那场展览，第一次大规模对外界去讲述这一概念。

其实我在上学期间就关注到了游戏和真实环境的连接。我当时做过两个作品，一是想把中央美院的老校园环境复原，让人们在其中玩游戏；另外我还尝试过把国贸CBD复原，让人们在里面进行各种体验。这两个作品都在尝试做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嵌套，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。

腾云：您认同“功能游戏”的翻译吗？是不是叫“严肃游戏”比较好？

张兆弓：我觉得功能游戏的翻译没问题，功能游戏、严肃游戏的说法都可以，这个不能较真。就像我们既可以有《乱世佳人》的翻译，也可以有《飘》的翻译。“功能游戏”的好处是便于大家理解，但做学术时可以把它学术化——Serious Game（严肃游戏）可能更严谨。

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开了一门叫“游戏的媒体融合”的课程，实际上讲的就是严肃游戏、功能游戏相关的内容，也包括游戏化。之所以叫这样一个题目，就是想把刚才所说的那些范畴都纳入进来，让学生们接触到“跨界游戏”的内容。

功能游戏确实太跨界了，做一款好的功能游戏既需要专家参与，也需要好的游戏设计师参与，还需要好的落地环境。所以，好的功能游戏出现不易。

这两年，在政府推动下，很多游戏企业做出了许多内容，大部分偏向游戏和文化功能的结合。我认为，在下一步，功能游戏需要“破圈”，比如游戏和医疗的结合、游戏和教育的结合、游戏和军事模拟的结合......都非常有潜力。在“破圈”这方面，我们作为高校应该扮演积极的“桥梁”的衔接角色。

最近几年，包括腾讯在内的游戏公司也在思考游戏如何带给我们更多正向的、向善的内容，这非常好，会创造更多学校和企业的合作机会。

我十分看好功能游戏的发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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